怀柔法院汤河口法庭是全市派出法庭中距北京城区最远的法庭，被誉为北京的“北极法庭”。它也是全市法庭管辖面积最大的法庭，共下辖40个自然村，辖区98%的面积为山区，常住人口仅3.5万人，地广人稀。这意味着法官们的日常工作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花费在了路途奔波之中。

　　法庭大楼的外墙上，悬挂着“守望大山、守望百姓、守望公正”的标语，这是汤河口的法庭精神。建庭至今62年，从骑马进山办案，到远程视频法庭的建立，一代代干警们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到大山深处。

　　历史

　　一人一马一杆枪 父子庭长扎根山区

　　1955年，汤河口法庭正式成立，彼时，法庭还隶属于河北省，后划归北京。苏文海被任命为汤河口法庭的首任庭长，不过，他这个庭长却是个“光杆司令”，因为整个法庭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。

　　“一人、一马、一杆枪”，苏文海便在汤河口扎下了根。

　　苏文海的儿子苏天成就出生在汤河口，后来，苏天成成为了汤河口法庭的第四任庭长。对父亲当时的工作环境，他还有几分记忆。

　　汤河口派出所内的一间小房子是苏文海的办公室。当时，汤河口全年的民刑事案件约有二三十件，均由苏文海办理，而每起案件几乎都需要下乡。山区里的沟沟坎坎、小路幽径，苏文海都十分熟悉，用包袱皮背着案卷一去就是几个月。直到现在，如果向山区里七八十岁的老人问起法院的“老苏”，他们一定还记得那个身影。

　　“当时法庭有一匹大白马，父亲下乡办案的时候，就骑着马，带一把手枪。”苏天成说，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条件十分艰苦，在山里容易遇到各种危险，有了马和枪，父亲下乡就方便一些。但也因为有了马，父亲在工作之余还要四处找草料喂马、洗马，当起兼职“马夫”。

　　虽然法庭只有他一个人，但在苏文海眼里，这匹马并非是他的专属财产。只要不是因公外出，苏文海从不会劳烦他的“马伙计”，宁可靠双脚一步步走出大山，沿途走到哪里便就地借宿一晚。苏天成说，父亲曾教导他“马是法庭的，是国家的东西我就不能骑”。

　　1986年，苏天成就任汤河口法庭庭长。他回家时偶尔和父亲聊起法庭的变化，苏文海感慨道：“你们现在强多了，那时候，我一个人都吃不上正经饭。”

　　当时，法庭已经有了独立的办公院落，下乡也有了每天一班的公交车。但即使如此，在苏天成的记忆里，在法庭工作也是极其艰苦的回忆。

　　汤河口的冬天尤其难熬。大雪封山，公交车不通，法庭的工作人员都无法回家。一下雪，他们便要在法庭住上至少十天半个月。最长的一次，整整两个月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法庭。

　　发展

　　45公里的山路 法官们跋涉了十多个小时

　　汤河口法庭第三任庭长张绍福曾在下乡期间突遇大雪封山，他和两名同事乘坐公交车下乡，却在返回前遇上了大雪。封山的时间无法预计，为了不耽误法庭的工作，几人商量后，决定步行下山。从下午到深夜，他们硬是靠双脚走完了45公里的山路，跋涉了十多个小时回到了法庭。

　　在法庭值班的崔建军打开门时，看到的是三个满身积雪的“雪人”。

　　随着怀柔法院和干警们的努力，法庭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。现任汤河口法庭庭长陶杰已经是第十二任庭长，法庭也有了独立的院落和办公楼，并配备了车辆。

　　陶杰带领的法官队伍平均年龄只有31岁，大多是年轻的“90后”，干劲十足。现在，汤河口法庭的年收案量已经超过500件，而法官们的日常工作仍然是下乡。

　　数月前，一位游客在喇叭沟门森林公园游玩时，不慎从高台上摔下受伤，游客将公园起诉至汤河口法庭。最终，法院判决公园应赔偿游客相应损失。

　　案件虽然审结了，但陶杰仍然放心不下，由于案发地并没有设置护栏等保护措施，如果不加修理可能仍会继续发生伤害事故。于是，陶杰在向公园发送了司法建议后，再次驱车来到公园。

　　经过一个小时的山路行驶，记者跟随陶杰来到了现场。而在案发地，记者看到公园并没有增加保护措施，泥土地上的塌陷坑仍在。

　　公园经理不停地向陶杰诉苦，这处大坑他们填了多次，但因为山里雨水多，总是被再次冲开。陶杰严肃地对公园经理进行了教育，督促园方落实司法建议，并要对游客尽到安全提醒义务。

　　“一个小时的路不算远了，有些村落要开三个小时山路才能到，‘坐堂问案’是不可能的。”陶杰对路上的奔波已经习以为常。不光是奔波之苦，有些“房顶勘查”还需要法官有矫健的身手，“马扎开庭”、“炕头开庭”更是常态。

　　虽然现在道路畅通了，但冬天下乡仍然有不小的风险。曾有干警在结冰的山路上遇到车辆失控，车身在路面上旋转了360度，险些掉下山崖。

　　“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两脚泥，午饭需待晚上吃，晚饭不知何时吃。”这个顺口溜可以说是汤河口法官工作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创新

　　多元化解纠纷 村里调解最管用

　　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，老百姓的建筑工程纠纷也逐渐增多，案件标的额随之增大。由于此类纠纷通常会涉及大量村民，一味依靠判决并非上策。

　　针对这种情况，汤河口法庭建立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新机制，通过调解员、镇政府、村委会、法庭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多方协作，共同解决纠纷。这个模式使得大量纠纷还未诉至法院就得到了圆满处理，受案数呈现负增长。2016年，法庭收案量同比下降了17.6%，每年有200余件纠纷在诉前化解。

　　“这儿的老百姓很淳朴，但认死理。”胡光明法官已经在汤河口法庭工作了十几年，一直和这些管法官叫“大人”、管法院叫“政府”的百姓打交道。由于山区百姓的法律知识有限，法官需要从头开始向他们讲解法律知识。

　　胡光明说，实际上很多村民之间产生纠纷的缘由，只是一个“扣”没解开，双方便都较着劲。曾经有一位当事人开着奥迪车三番五次往法庭跑，只是为了要回两袋面粉。对方也不示弱，表态“既然你起诉了我就跟你斗到底”。面对这样的当事人，适当用上村规民约，请求村里民调员的协助，会起到很好的效果。

　　曾有一起案件涉及到土地承包人收回土地后，土地上的祖坟需要迁走的纠纷。在村里，迁坟是件大事，双方争执不下，起诉到了法院。陶杰来到村里了解情况，一位老人家告诉陶杰，早些年村里也有过迁坟的事情，“坟不是不能迁，但得有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”。有了这话，陶杰请村委会进行了调解，最终坟顺利迁出，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
　　在法官的努力下，汤河口法庭的诉讼调撤率达到了70%，一审服判息诉率在95%以上。

　　特色

　　“祖传”的小册子将法庭建成家

　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干警们只有周三、周五可以回家，平日里他们就吃住在法庭。法庭年轻的干警们便利用吃饭、赶路的时间向老同志们请教，无话不谈。

　　王泽华是今年考入怀柔法院的新人，刚来到法庭四个月。作为书记员，王泽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难听懂当事人的方言。“有些人本来说话就快，再加一些‘歇晌儿’、‘连桥儿’之类的词，根本就听不懂。”

　　为了帮助年轻人尽快熟悉工作，汤河口法庭有一本“祖传”的小册子，上面收集了当地百姓的俗语、村规民约等接地气的资料。“平时多看看，有不会的赶紧跟前辈请教，慢慢就上手了。”王泽华说。

　　定期召开的法官会议，也让年轻人能更多地接触到疑难案件，并从中学习如何处理。如何利用村委会、民调员开展工作，怎样和当地百姓打交道，老法官都愿意倾囊相授。

　　“法庭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。”陶杰说，鉴于干警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现实状况，法庭提出了“家·庭”党建工程，让庭成家，通过日常沟通全面了解大家的需求和困难，也把大家对法庭的责任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。

　　记者 刘苏雅 文并摄

    （原标题：“北极法庭”扎根大山守望公正）